成都某公司人事经理要求和新来的女员工交往遭拒绝后对其强吻，被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拘役5个月（详见本报今日5版相关报道）。这起“性骚扰”案令媒体和网民一片沸腾，宣称这是国内对“性骚扰”首次立法后，第一桩因“性骚扰”而被处以刑罚的案件。从字里行间透出的乐观中，仿佛惩治“性骚扰”的春天已经到来。
　　然而在以制定法、而非判例法为法律渊源的中国，一宗个案的结果并不能成为后来者效仿的“判例”。而且，法律事实和呈堂证供的一个小小细节，就可能使裁判的结果发生逆转。
　　从新闻中看，成都这宗“性骚扰案”的成功指控，有着许多其他案件中不曾有的有利因素。比如现场目击者，比如愿意提供证言的证人，比如公安的及时介入，比如性质的恶劣等等。而由这些因素组成的证据链只要掉了一个环，法院的判罚就不可能发生。
　　更需提醒的是，这宗所谓的“性骚扰案”实为“强制猥亵妇女案”。触犯此罪而被判刑者时有可见，怎么也轮不到成都这一个案摘取“第一案”的殊荣。所谓“第一”，不过是吸引读者的噱头罢了。
　　对大众和媒体来说，“性骚扰”远比“强制猥亵妇女罪”更熟悉。尽管“性骚扰”由口语变为法律术语还不到3年时间。2005年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，“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”。但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法律、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界定了“性骚扰”的范围。
　　在我们这个还处于法治进行时的国度里，禁令的禁而不止在各领域中都有存在，禁止性骚扰尤其如此。我们知道，实践中的性骚扰难题主要是界定难和举证难。忍无可忍的被骚扰者在决定依法保护自己时，就会发现证据总是求而不得。有学者也曾提出对性骚扰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，即由骚扰者来证明骚扰不存在。然而，和受侵害人难以证明“性骚扰”的发生相比，要由“性骚扰”嫌疑者证明自己无辜，难度如果不是更大，至少也一般大。这种责任的转移，同样难以避免当事人动辄得咎的极端后果。如果法律真的支持举证责任倒置，对被告人而言，又何尝不是一个法律的灾难。
　　由此再观“性骚扰案”，这次的检方胜诉也好，以往的原告败诉也罢，实则都有着相同的意义——公众不可过分依赖于立法和执法，而更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先去培养依法维权所必须有的证据意识。